就在中国国内疫情进入尾声而海外疫情仍然处在爆发期的时候，许多欧美国家的医疗专家向国内曾经救治过疫病患者的西医专家咨询防治疫病的经验，而这些西医专家在向海外介绍中国防治疫病方法和经验的时候，提供的只是西医防治的路径，比如采用哪几种有效的抗生素、抗病毒或者激素的药物治疗，如何用呼吸机进行呼吸循环支持等，而对治疗更加有优势的中医防治方法很少提及。面对海外不断攀升的疫病死亡人数，国内的西医专家们为何不介绍更加有效的中医治疗手段？

西医共同体在国内疫情进入尾声阶段对中医抗疫效果“集体失声”的现象其实并不出人意料，因为他们在中国国内疫病爆发期，面对西医没有特效药而治疗不力并出现大量患者死亡的情况下，仍然拒绝中医全面全程参入防治。湖北省疫情防控指挥部在2月11日的文件中指出湖北的中医参入治疗率只有30.2%，而全国其他省市的中医平均参入率为87%。国家高层不得不采取问责制度在湖北强力推行中医治疗，才迅速扭转了西医治疗失控的局面，降低了重症的转化率和危重症的死亡率。

从早期拒绝中医全面、全程参入，到后期对海外介绍中国的防治疫病的经验拒绝提及中医防治方法和疗效，西医共同体将自身的文化意识形态偏见表现的淋漓致尽。面对西医共同体缺乏责任感的言行，那些西化的中医人虽然为中医遭遇西医共同体的不公正待遇而叫屈，却将责任归为国内中医共同体在防治疫病过程中没有为西医共同体提供让他们信服的疗效评价数据。国内西医共同体认识和评价中医并不是根据中医是否能用数据表达出来的实践结果，而是凭着自己的科学主义意识形态。

与中医共同体怀着百余年的文化自卑不同，西医共同体怀着强烈的文化自负心理，他们有着坚定的科学还原意识和逻辑思维。不管中医在临床上取得的疗效如何，被科学主义意识形态蒙蔽着心智的西医共同体始终是从西医文化意识形态去判定，他们不会承认和接受中医现实的效果。他们在自然的生命面前是睁眼瞎子，在中医的实际效果面前更是睁眼瞎子。科学的还原意识蒙蔽了国内西医共同体的双眼，让他们对中医疗效选择性失明；也夺去了他们作为医生的良知，失去了悲怜患者的人性。

中医的发展不能依赖西医去帮助发声宣传。中医与西医分属两种本质不同的文化体系下的医学，作为两种医学的现实载体，中医共同体与西医共同体不仅在意识形态领域有着本质差异，他们需要争取各自的受众；而且在医疗市场上也具有经济利益之争，他们需要维护和拓展各自的医疗阵地。中西医之所以能共同抗疫，既是国家强制也是形势所迫。西医的文化特性本就具有侵略性，所以中医共同体就不要乞求与自己意识形态和经济利益都具有竞争性的西医共同体去帮助中医弘扬海外。

中医的发展不能从西医承认和接受去获取。中医存在的价值就是救死扶伤，它面对的对象是患者而不是与自身具有竞争性质的西医共同体。所以中医不需要违背自身理论特征按照西医评价标准证明给西医看。西化的中医们要求按照西医的循证研究方法为西医提供有说服力的数据只是缺乏中医主体意识的体现。比如中医在这次瘟疫的救治中，不可能像西医那样置患者性命于不顾，按照随机对照实验方案对患者进行所谓的随机分组、机械用药，将患者当着动物进行实验的研究方法是不人道的。

中医的发展只能靠中医共同体的自强不息。中医主流学界需要深入中医与科学的比较认识，从中华民族在近代遭受西方科技强大破坏的阴影中走出来，努力补回儒道文化经典的知识根基，树立坚定的中华文化自信和中医主体意识，从中华文化主体意识的角度去重新认识、评价西医和科学，摆正从民国时期以来中医与西医和科学颠倒的主从关系，通过智慧的斗争去重新获取从民国时期就丧失的话语权和行政自主权。中医只有走向文化自信的传承与发展之路，才能走向独立的复兴和伟大。